但網(wǎng)絡上對此案的議論仍未平息。有網(wǎng)友懷疑“遇難者家屬沒有異議背后是不是受到壓力”，并認為“應以胡斌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請批準逮捕”。在一篇呼吁人們警惕“媒體審判”、“輿論殺人”的文章后面，網(wǎng)友幾乎是一邊倒地謾罵，質疑作者是“胡斌家雇請的托”。雖然這篇文章不過是說出了法治社會的常識:民憤的歸民憤，司法的歸司法；民憤可以牢牢占據(jù)輿論的陣地，司法也務必牢牢把握法律的公正……

不過，一味斥責網(wǎng)民不理性似乎有些“過河拆橋”，因為本質上這跟“一邊倒”的網(wǎng)絡民意并無差異。所以，探究“一邊倒”網(wǎng)絡民意如何形成變得必要。筆者認為，飆車案實質上引爆了人們對社會公平和司法公正的深度渴求。

改革開放過程中，確有一部分人利用制度漏洞，主要依靠“權力勾結金錢”模式，積累起巨額財富。那么，所謂的“仇富”，其本質是人們痛恨權錢交易，痛恨由此引發(fā)的社會不公。在信息不夠公開透明、權力缺乏有效制衡的現(xiàn)實下，這種不公帶給民眾的痛感，尤其深刻。

相比之下，被稱為“最大的不公”的司法不公，有更讓人痛恨的理由。眾所周知，司法公正是實現(xiàn)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。這道防線不能做到司法獨立，一旦與權力、金錢狼狽勾結就會失守，占這個國家和社會絕大多數(shù)的普通民眾，將無法“撥開烏云見青天”。不公越積越多，就會導致“群體性事件”等嚴重后果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無論是社會公平還是司法公正，都是“立”難“破”易:公平公正需要長期不懈地堅持，不公則只需要一個不公。一旦出現(xiàn)了不公，哪怕只是非常特殊的個例，人們都會因此對政府部門和司法機構失去信賴，而重建信賴的過程卻艱巨而漫長。